性教育
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伦理学问题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徐天民
通过我们接触到的相关材料和艾滋病高发地区实际调查了解的第一手材料，可以把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伦理问题归纳如下：
1、尊重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以下均简称为HIV/AIDS）的知情权碰到了管理上的难题：
在云南省某县的一个戒毒所，集中住着2000名戒毒人员，经过体检，查出了有50%以上的人员感染了HIV，当时难住了所领导，如果一旦公布，担心集体闹事，但隐瞒下来又觉得违背感染者的知情权？
2、对疑似HIV/AIDS进行强制检查，是对个人和公众负责的措施，但这样做有否违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3．尊重HIV/AIDS的隐私权和保密权是否会造成更多的传播从而损害公众的利益？
4、为了控制感染和流行，是否应对HIV/AIDS进行集中管理或隔离管理，像古巴共和国过去做的那样？这样做是否影响了患者和感染者的自由权？
5、为了防治艾滋病和性病，开展了对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是否同时会起到“教唆”的作用？
6、在大学生中发放安全套（避孕套）是否会助长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
7、在娱乐场所推广100%使用安全套的活动是否有悖于政府的扫“黄”斗争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8、对IDU（静脉注射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和实施美沙酮替代疗法是否会默许和纵容吸毒行为，使政府和社会的禁毒斗争更难进行？
9、对HIV/AIDS的羞辱与歧视，现在仍是伦理上的尖锐问题：
得了艾滋病不但本人受到孤立和歧视，甚至牵连到家属子女。一位曾经在非洲某个国家担任过出国医疗队成员的医生，在一次例行健康体检中查出了HIV阳性，他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一夜之间便从受人尊敬的医务工作者，变成了一个人人躲避唯恐不及的恶魔。妻子被单位受歧视，孙子被幼儿园拒收，粮店不给他家卖粮食，甚至在他所在的地区，发生了群众游行，游行者到市政府门前高呼“我们不要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赶出本市。”在我们这次赴云南的调查中，这种歧视HIV/AIDS的例子比比皆是，医生不愿给HIV/AIDS患者做手术，护士拒绝为HIV/AIDS患者做护理，戒毒所的工作人员砸掉HIV感染者用过的杯子，连签字笔都要先用纸包好才给其使用等。
歧视HIV/AIDS的情况农村比城市好一些，但访问过的大多数村民也大都有害怕和嫌弃行为，如不愿同桌吃法，不愿沾染他们使用过的物品等。
10、由于艾滋病被妖魔化的结果，导致了盲目的“恐艾症”对HIV/AIDS患者恐惧、歧视孤立和遗弃的作法，使HIV/AIDS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产生了对社会的报复心理和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的探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伦理问题，能使我们在迎战艾滋病的斗争中，提高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用先进的伦理思想武装头脑，大大提高我们斗争的正义感和自觉性，增强斗争必须的勇气和信心。
（摘自中国性学会第二届高级论坛论文集）
